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因其独特的精神基因，才能形成不同于他国、他民族的人文传统和文化习惯，走出具有鲜明特色的发展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但近代以后历经血与火的磨难。中国人民没有向命运屈服，而是奋起抗争、自强不息，经过长期奋斗，而今走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回顾历史，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撑5000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
回首百年光辉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天下为公、以人为本、自强不息等中华优秀文化的精髓，已经被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吸收接纳，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的血液中。
这些家国同构的崇高情怀和利济苍生的高远志向，既是中华文明的优秀精髓，也富有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特质，成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却在古老中华大地上生根开花、结出硕果的历史根源，指引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赓续血脉、永葆初心，为数千年中华文明史写下新的璀璨篇章。
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李响 摄
天下为公的文化基因成为近代以来先进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基础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礼记》在谈及社会政治理想时勾勒出的一个美好社会蓝图。这个人人平等、共同劳动、分配平均的理想社会也被称为“大同”。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的思想，虽然是《礼记》对上古时代充满历史想象力的虚构，但作为一种含有原始的、朴素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色彩的价值追求，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用来审视、评判现实世界的理想社会蓝图与标准，成为历代先进中国人为实现美好社会理想而不懈努力的目标方向。
近代以来，天下为公和大同社会的理想更成为广大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重要精神符号。从太平天国的《资政新篇》，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再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无论是旧式农民运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承继着天下为公、大同社会的文化基因。
历史告诉我们，这些农民起义者、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大同。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西学东渐”之后，以早期共产党人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才真正找到一条通向中华民族数千年大同梦想的康庄大道。在天下为公、大同思想的深厚沉淀下，这些中国的先进分子，迅速对科学严密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强烈而广泛的思想共鸣。
古老中国的文化基因与近代先进思想的相契相合，仿佛是最有效的催化剂，催生了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并带动越来越多的先行者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终生不变的信仰。
李大钊把传统大同思想建立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之上，成为近代实现大同理想从空想到科学的第一人。在《平民主义》中，他从社会发展规律来阐发大同思想：“现在世界进化的轨道，都是沿着一条线走，这条线就是达到世界大同的通衢，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连贯的脉络……这条线的渊源，就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这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
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在回顾自己这一时期的思想转变时说：“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
2021年8月29日，北京市西城区文华胡同，李大钊故居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在论述大同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时精辟地指出：“中国民族和它的优秀传统中本来早就有着马克思主义的种子。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社会，曾是中国历史上一切伟大思想家所共有的理想。从老子、墨子、孔子、孟子，以至于孙中山先生，都希望着世界上有‘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能够出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为滋养料，而从中国民族自己的共产主义的种子中成长起来的。”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也深受大同思想的影响，并成为其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基础。1919年，他在《湖南教育月刊》发表《学生之工作》一文，根据大同思想和当时流行的新村思想，提出了建立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人格独立的“新村”的设想。
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借用大同社会论述了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张。在这一时期，大同的思想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同，而是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进行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后的伟大成果。
毛泽东指出：“对于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和共产党，则不是什么被推翻的问题，而是努力工作，创设条件，使阶级、国家权力和政党很自然地归于消灭，使人类进到大同境域”，“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对于大同思想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批判继承的科学态度。毛泽东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
复兴号动车组列车行驶在京沪高铁南京市境内
以人为本的文化基因让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始终站稳群众立场
“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唐代之前也被称为“以民为本”。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管子在《管子·霸言》中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孟子在《孟子·尽心章句》中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墨子在《墨子·兼爱》中倡导视人若己：“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民本思想，作为一个古老的命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和价值取向。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认为：“在全世界所有古代文明国家里面，都是奉行‘以神为本’的”，“到了西周的前期，我们的文化开始有了不同的变化”，“中国是最早从‘以神为本’的文化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
从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来看，“以神为本”和“以人为本”的不同文化基因，导致马克思主义这一共同的种子，在不同文明的土壤中分别孕育出不同的果实。苏联建立于以东正教文明为基础的亚欧地区，“以神为本”的文化传统同样影响到了苏联模式的党群关系。复旦大学政治思想史教授白钢曾论述道：苏联模式的党群关系是“一种源自东正教、进而源自古希腊传统与基督教传统的根底处的不平等，一直顽固地横亘在二者之间。
党和人民的关系始终是单向度的：党是人民的领导者、监督者、教育者，类似东正教会之于民众、牧首之于教徒。对党而言，只有到群众中去使之‘提升’，没有‘降低’为普通群众的从群众中来的环节；只有党领导人民、监督人民、教育人民，没有党接受人民领导、监督、教育的环节。它对人民的感情，在最高尚无私的意义上，类似于神对凡人的圣爱，这同样是单向度的”。
历史绝不是割裂的，文化的基因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植根于人们心中，并对历史进程产生深刻而长远的影响。这种单向的人民观，在苏共执政的后期，逐步滑向了脱离群众的僵化官僚体制，而这也成为苏共亡党的根本教训。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张树华教授撰文指出，“脱离群众是苏共亡党的根本教训”，并指出苏共执政后期“形式主义泛滥、官僚主义日益严重、享乐主义思想不断蔓延、奢靡之风盛行”。
2019年11月12日，贵州省遵义市，遵义红色旅游商业街——红军街，反映红军与当地群众“军民鱼水情”的雕塑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并超越了中国传统的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同时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民史观，形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人民观。陈来认为：“以人为本”的思想，“直到近代以来，对我们共产党人也还是有直接影响。”他举例说：“毛主席有这么一段话：‘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这个就是发挥了我们古代‘以人为本’的思想。”
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毛泽东对传统民本思想进行了批判继承，确立起了无产阶级的群众观点。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5个字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并确立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工作路线。
有学者指出：“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传统人本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发展创新。‘为人民服务’继承了传统人本思想的合理成分，为后者注入了‘民主’的内涵。”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还首次提出了人民与党双向的鱼水关系、师生关系。他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白钢将这一思想称为“师生辩证法”，并指出：这其中“既包含着从群众中来，又包含着到群众中去；既有党领导人民进行斗争和建设，也有党接受人民的领导、服从人民的意志；既有党作为人民的老师，教育引领人民，又有党作为群众小学生，向群众学习的机制。这两个维度始终交融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师生关系辩证循环。”“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既是一个有着高度组织性纪律性的列宁主义政党，同时又是一个高度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主体性，因而始终处在党和人民的有机互动、互为师生之不息循环中的超越苏联共产党模式的新型政党。”
从中国和苏联两种源于不同文明的社会主义实践来看，它们各自体现出伟大的能动性和天才的创造力，又分别受到自己所孕生并植根于其中的文明对它的深刻影响。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以人为本”思想相结合的伟大成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批判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注入了“民主”的内涵，颠覆了“君本”理念，提升了传统民本思想，初步实现了传统人本主义思想的现代转换。
中国共产党的人本思想不但在理论上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飞跃，而且在实践中为实现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最终让中国革命跳出了“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为党领导人民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提供了重要保障。
这是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
自强不息的文化基因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力量源泉
“自强不息”出自《周易· 乾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说，天道永远处于周而不息运转生化过程中，君子因此也应该效法天道的刚健品格，发愤拼搏，积极进取，使有限的生命永不懈怠休止，获得永恒的价值。
《礼记·大学》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孔子在《论语·述而》中推崇“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的进取人格。孟子在《孟子·告子》中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荀子讲：“锲而不舍，金石可镂。”这些往圣先哲从不同角度，诠释并践行着自强不息的深刻内涵。
从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夸父追日到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自强不息的文化基因连同这些上古先民的史诗神话，在中华民族中代代相传、连续不断，内化到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渗透至中华民族的思想体系，成为历代中国人最为推崇的精神品格。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表现出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和愈战愈勇的顽强生命力。毛泽东特别强调自强不息精神，强调不怕艰苦、一往无前、奋斗不息。
在《毛泽东早期文稿》中，毛泽东摘录了大量古人独立自主、自强不息的言论并加以注解。他推崇孟子所倡导的独立人格并指出：“吾之意与孟子所说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之意，大略相同。”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他仍然不断强调奋斗的意义。正如1957年毛泽东在与山东济南党员干部谈话时所说：“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等，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激发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生命力，改变了中国国衰力弱、人民一盘散沙的形象。自强不息的文化基因也伴随着党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的血液，成为最鲜亮的红色基因。
云雾中的贵州省六威高速公路观风海大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精神脉络。”
自强不息等中华文化基因，支撑着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精神力量。在2021年新年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为伟大的祖国和人民而骄傲，为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而自豪！” 这是对当代中国人民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高度肯定和深情赞扬。
中华优秀文化基因源远流长、 铄古切今，具有经久不衰的无限魅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样是对中华优秀文化基因的全面复兴。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美好理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上得到充分践行，让我们古老的文明，传承弘扬、纳新吐故，在新的历史时期，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继续推动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崭新高度，赋予其时代内涵，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大精神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021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朱熹武夷书院时强调：“要从中华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新时代中国的发展渗透着中华优秀文化的深刻影响。这些具有民族的、地域的、社会的和历史的文化基因，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
当代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道路光明、使命伟大，而任务也更加艰巨。我们要深刻认识当代中国的问题、现象的思想文化根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传承、发扬、创新中华优秀文化基因，守护好发展好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家园，走出一条顺应中国数千年历史轨迹，切合中华民族性格特征，续写中华文明新辉煌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者：王优，国务院参事室文史业务司一处干部）
来源：《前线》杂志2021年第11期
